中国互联网募集的善款每年增长20%、互联网公益为战疫筹款18.67亿元、腾讯公益募集86亿善款超九成用于扶贫……在显赫的成绩单背后，互联网公益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公益事业如何拥抱数字化浪潮、如何走向理性公益之路？

7月14-15日首次在线上举行的2020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3000多位来自政界、学界以及公益界的各路大咖围绕这些话题展开了一场特殊的云对话。

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爱文在开场致辞中表示，疫情极大凸显了互联网的价值。互联网丰富了公益慈善的参与渠道、提高了行业资源配置效率、传播了公益慈善的文化理念、促进了公益慈善的交流合作，已经成为公益慈善事业新的增长点。

峰会主席、腾讯主要创始人、腾讯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陈一丹则表示，疫情之下，很多人因情绪驱使产生感性的公益行为，有机会通过平台与机构的能力，继续唤起他们的善意，并把一次性的感性行为转化为理性的思考和持久的习惯，这不仅是为互联网公益行业，更是为整个国家和社会沉淀下一笔宝贵的公益财富。

陈一丹在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上的讲话

与此同时，互联网公益峰会提出，公益慈善事业应该主动与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结合，通过平台与机构的联动力量，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助力后脱贫时代的乡村振兴。

【成效】

互联网公益战疫：网络善款共18.67亿元，腾讯公益占1/3

王爱文介绍，据初步统计，在全民战疫过程中，全国通过互联网募集善款18.67亿元，参与人次达到4954万人次。腾讯、阿里、百度、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公司的捐赠都高达数亿元，除大规模的直接捐赠外，公益慈善力量也同专业服务力量紧密合作、携手抗疫。

比如，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支持开展了“志愿者、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和湖北省养老机构工作者关爱保障行动”；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支持开展了“五社一心，爱满江城”心理疏导和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拼多多用捐款捐物、平台专项补贴、解决农产品滞销等方式，为农民打开新市场的战疫“四步走”；丁香园产品团队打造了此次疫情中的第一张疫情地图，极飞科技通过无人机防疫消杀，确保公共卫生防疫稳步推进…

（影响力论坛上来自阿里、丁香园、拼多多、极飞科技等分享嘉宾）

除了善款的募集，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也极大地助力了全民抗疫。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表示，疫情爆发之初，以腾讯、阿里、百度等为代表的领军企业，提供海量云、人工智能等协同办公产品，在战疫行动中表现出特有担当。

战疫期间，腾讯开放包括腾讯觅影在内的许多 AI资源，让一些条件相对不足的医院，可以根据CT照片到人工智能平台，及时诊断病情，基于大数据健康码覆盖的超过10亿人；浙江疾控中心跟阿里达摩院合作，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精准，分析新冠疫情确诊病例；百度开放人工智能算法以及对新冠疫情基因预测的网站，帮助全球缩短判断基因的时间。“国家信息中心更是和腾讯共同启动了数据长城计划，这是一个以疫情作为起点，但是面向更多的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的一个开放性的建设工程。”邬贺铨说。

如果说战疫只是互联网公益阶段性的重心，那么扶贫攻坚则是其任重道远的长远目标。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

“扶贫攻坚，任重道远。公益事业永远在路上，互联网企业责无旁贷。”邬贺铨就认为，互联网本身为扶贫打好了网络基础，“网络扶贫”成重要公益行动。

公益机构组织在线观看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屏幕上，邬贺铨正在做分享。

事实上，中国的互联网公益一直致力于扶贫济困。以腾讯基金会为例，自2007 年成立以来，截至2019年12 月31日，已经累计对外捐出29.57亿元，其中扶贫领域公益慈善活动占总体捐赠项目超九成。截至2020 年5 月下旬，已经有近3.4 亿参与人次在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公益平台腾讯公益捐赠超86亿善款，其中92% 以上的善款专注于扶困济贫。2019 年一年网友捐赠的扶贫善款就超过了26亿元。2020 年1月，腾讯公益爱心网友捐赠总金额超过5亿元，其中超过4.4 亿元与扶贫济困相关。

【思考】

透明公开是基础要求，公益组织要在使命基础上谈专业化

互联网公益在疫情中凸显价值的同时，也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正如陈一丹所言，在本次疫情中，中国互联网公益在承载期望和承担压力中成长和进步。

陈一丹坦言，这次疫情来势之凶猛，波及之广泛，令众多公益机构和行业伙伴经历了一场大考。民众对公益机构的专业性期望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在抗击疫情等救灾救难的特殊时期，人们希望“出一份力”的迫切心理，往往转化为对公益机构更高的道德要求、能力要求和检查标准。同时，互联网有放大个人情绪和意见的特点，也使一些个案引发蝴蝶效应，会触发整个互联网公益界同时感受压力和反思。

本次峰会，如何让互联网公益走向理性公益之路成为了热议话题之一。专家学者们就表示，公益组织需要公开透明，同时也需要专业高效。像商业机构一样发展出一套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能力，能够有一个多元的评价机制，建立奖惩体系。

其中经济学者薛兆丰说：“公开透明最大的问题是分工，社会的分工是依赖于信任，我信任你之后，是由你来做决策，而不是由我来做决策，哪怕你把所有的公开信息告诉我，所有企业内部的信息告诉我，我也无从决定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的。”

峰会圆桌论坛之探索理性公益之路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建议，公益组织的评价体系，不要先简单地把它变成是一个投票，或者单一指标的评价系统。可以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需要一些更健全、特殊的社会评价机制。

谈及专业高效，王振耀就强调，公益组织的专业化和商业组织的专业化不同。公益组织一定有它自己的使命，不能以效率为第一，不能简单地提倡狼性文化。

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在峰会的主题分享中就表示，复星国际之所以能在战疫中作出一些成绩，靠的是专业能力、资源能力和组织能力。“因为有了这三种能力，所以我们能够调动全球的资源，而且把最急需的能进红区的防护物资在第一时间支援到一线的医护人员。”郭广昌说，“其实这三种能力，也是做企业所必需的三种能力，做公益的时候，商业的逻辑也是必不可少的”。

让公益被更多人看到，让更多人参与，也离不开专业化的传播。

疫情当前，歪果仁研究协会创始人高佑思与团队借助新媒体领域视频直播等新趋势，把中国的供应链优势通过电商和直播连向海外消费者。在他看来，随着疫情加速了全球消费习惯的转变，数字化转型变得更加迫切。

一条合伙人张晴认为，不刻意放大悲伤，而是致力于传播希望的火苗的故事，才能让公益传播深刻久远，这种力量“就像黑暗隧道尽头的光芒一样，可以引领一个人。”

如果说做公益需要专业能力、资源能力和组织能力的话，那么由一家成熟的企业主动参与做公益无疑是事半功倍的。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峰会上的主题演讲中就提到，新的移动互联网环境，带动了更多企业家发挥自己的公益热情。

（财经作家吴晓波和复兴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在峰会上做主题演讲分享）

“通过公益行为来获得国民的喜爱，也是一种获得认可的欲望。”吴晓波举例，上世纪中国首富家族——荣氏家族在无锡修了一座桥，时至今日，这家企业已经不在，但桥仍在造福百姓，荣德升这名字也因此流芳百世。“慈善对很多企业家来讲，一方面是社会责任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个人价值和个人愉悦的体现。”

过去，企业在参与公益行动时只能通过单一的渠道进行。“如今，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快速的信息传达和交付，让公益机构发挥更大作用。”吴晓波指出，疫情下许多企业在互联网营销行为中也加入公益行动。比如一家床垫公司，疫情期间直播卖床垫，每卖出一个床垫则拿出100元捐赠给武汉慈善机构。他评价，购买床垫的消费者也能感知到这份善意，“这种交付，通过互联网得到广泛传播和互动，是今天中国互联网公益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

吴晓波表示，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在完成商业使命的同时，把对社会的理解及专业能力投入公益事件，同时扮演“社会企业家”的角色。

【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