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国标中

　　现行两万多项国标中，超过1.3万项“超龄服役”，由此催生的是企业产品对内对外“双重标准”泛滥，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不信任“国货”，出现更多的“崇洋”粉丝。如何解除公众对国标产生的“信任危机”？大企业能否“绑架”国标？国标为何新不如旧？业内人士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建议，可以引入第三方监督对国标质量及其实施效果进行评价。

　　国标疑被企业捆绑

　　制订主体无消费者

　　“企业作为利益个体，必然希望在国标中体现其个体利益，但现实操作起来很难”，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院长熊勇指出。熊勇称，实践操作中，我国国标的制订主体主要是产学研三方力量，包括企业以及高校科研院所等代表。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虽然有参与国标制订的机会，但国标的整个制订流程包括征求意见、论证、审查、发布等诸多环节，单凭企业力量，根本不可能定案”。

　　“也只有企业才能最真实地掌握产业发展的最新动态。标准源于实践而又约束实践，不可能离开企业凭空想象”，据熊勇介绍，不仅中国如此，这也是国际惯例。据了解，美国标准协会(ANSI)由大公司、企业、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和政府机关代表组成，日本工业标准调查会(JISC)由生产者、消费者、经销商和作为第三方的专家以及政府职员组成。

　　然而，我国企业却因为参与国标的制定被投以“怀疑”的目光，广州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表示：“是某些大企业甚至个别协会在标准中捆绑了自己的利益。”

　　“绑架之说”从何说起？业内人士介绍，在国外标准的制订中，消费者等公立的第三方代表不可或缺；例如法国标准化协会(AFNOR)，其最高领导是理事会，由18名成员组成，其中政府6人，产业界6人，消费者团体、中小企业、大学等6人。德国标准化学会(DIN)的最高机构是会员全体大会，团体会员来自工业、商业、消费者等各界人士。除政府机关的代表由政府委派外，其余的代表都由各届选举产生；而我国国标制订的主体是产学研三方，缺乏消费者的声音。

　　乳业标准难以服众

　　起草过程并不透明

　　珠海市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编码所所长卢伟卫指出：“标准是各方利益博弈的产物”。以乳业标准为例：“乳业标准的口水混战客观上也是乳业企业‘代表’与‘被代表’之间的一次激烈爆发。”

　　而王丁棉则直指新的乳业国标制订中，不能服众的一点是，我国在选择企业起草某个乳业国标时“以大为先”，而不是选择在该领域擅长、优势企业来制定。“蒙牛、伊利都不做巴氏奶，但巴氏奶标准初稿的起草单位却是蒙牛乳业集团，这如何服众？”

　　国标制订过程中如何兼顾大小企业的利益？卢伟卫指出，国标作为一道行业“门槛”，必然对部分企业形成约束。而在这道门槛的设定过程中，如何体现公平公正，关键还在于透明的机制。“国标相关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时，必须对不同意见给出采纳或不采纳的依据，而不只是一个流程。”

　　熊勇认为，以乳业新标准为例，引发公众质疑的重要因素是制订过程的不透明。“尤其是征求意见稿在对关键指标修改后，按照程序，应当再次向社会公示，给出修订的依据。而不能省略这个环节，直接审核通过”。

　　政府补助远远不够

　　企业投钱获话语权

　　国标虽然是一种国家战略、国家资源，但在具体实施时，企业投入往往成为推动国标制、修订的重要力量。

　　熊勇表示，我国各级财政对负责国标、地方标准等的起草单位有一定的补助经费，但远远不足，且多为事后补贴。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黄克认为：“政府对国标制订的资金扶持更多地体现在具体项目的支持”。他透露，近年来，随着“标准”背后隐藏的核心竞争力开始显露，各地纷纷出台政策，鼓励、“奖励”企业参与标准的制定。如广东佛山就有规定：企事业单位如果主导起草国家标准，即获奖励50万元。“但专项财政投入还很少见”。

　　2010年，武汉一家民企一举拿下两项乐器国标，便掌握了行业标准话语权。该企业坦承，两项国标均由该公司起草，企业前后投入了百万元重金。这已成为国标制订中的典型个案。这就说明，国标的制订无法离开企业的积极参与，但如何控制企业将自己的非正当利益放进国标的制订中？这是国标制订面临的大考验。

　　专家解读

　　部分指标“倒退”

　　并非“新不如旧”

　　国标需要“质检”

　　可由第三方监督

　　乳业新标准在蛋白质和菌落数两个关键指标上出现“倒退”，新《速冻面米制品》放宽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含量的限制，新国标为何“新不如旧”？

　　熊勇认为，国标制订与酱油炒饭的道理有共通之处。“以前，老百姓常把隔夜饭做成酱油炒饭，一方面认为饭还能吃；另一方面因为经济条件所限，舍不得丢掉饭，只能通过加热、放酱油等，最大限度保证饭的质量。”熊勇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制订国标时存在同样的问题。一方面要制订一个准入门槛，另一方面，要权衡经济发展状况。

　　山东标准化研究院院长钱恒认为，标准是妥协的结果，必须是行业大多数可以接受的结果。标准的好坏不能单看一个指标。某一个指标太高也不能代表标准是个好标准。熊勇认为，新国标中部分指标的降低，并不足以得出“新不如旧”的结论。国标是个系统工程，其指标设定的因素有很多种，某项指标检测要求很严格，使得检测成本高于其使用价值，这样的指标设定可能不利于产业发展。

　　“国外标准不一定是最好的、最合理的”，可能有技术壁垒等人为利益因素作怪。标准是否科学，关键还是要看实验数据、临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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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标需要“质检”

　　可由第三方监督

　　不论是《速冻面米制品》新国标，还是乳业新国标，不可否认国标正身处风口浪尖。如何让其重获公众信任，业内人士进言，引入第三方监督机构，对国标实施效果进行评价。

　　熊勇提出：“国标也是一种产品，同样需要‘质检’”。“现实中确实有一些国标实施效果不佳，但如何对他们进行评价？起草部门顾虑自身利益，必然动力不足”，但一直无人对国标实施效果进行评价。熊勇建议，由第三方监督机构操刀相对更为公平公正。

　　以标准化研究院为例，据了解，目前我国各地的标准化研究院均建有巨量信息比对平台和基本覆盖各个主产业的专家库。但现实中，这类第三方标准化研究平台的大量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业内人士透露，与国外相比，我国对这类标准的基础性研究投入非常小。美国标准技术研究院获美国联邦政府的巨额财政支持，每年的研究经费多达7亿美元。

　　此外，也有业内专家指出，国标制订中也应当进一步完善自身机制。据黄克介绍，国外在制订标准时，政府会资助消费者代表、中立的技术专家、政府职员等非企业代表参加标准讨论活动。如英国，由“消费者出差费用基金”资助在国家和国外标准委员会中消费者代表的出差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