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岁女童小悦悦虽然离开了人间，但这一事件留下的思考却久久萦绕在人们的脑际。“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小悦悦事件？”这已成为时下的街谈巷议。近日，广东省政法委、社工委等十多个部门开展了“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大讨论，连日的网络评论更是热议得沸沸扬扬，其中不乏新见，诸如建议为见义勇为者立法，呼吁尽早建立健全救济机制、奖惩机制，提出设立“搀扶老人风险基金”，甚至有的还从政府行政的层面追问官员的作为，等等。这里，我想就此事件谈一谈“社会责任”的问题。

　　我认为，面对小悦悦事件，法律、制度、机制固然重要，但人们不能忽视了反躬自问；追问官员的作为固然必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自己的社会责任。因为社会责任是一个文明国度的“道德罗盘”。

　　在展开论述前，不妨先列举一个美国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市2008年5月30日发生的类似事件——

　　那天，78岁的老汉托里斯被一辆本田车飞速碾过，来往的路人却无动于衷，袖手旁观。随着事故视频迅速传遍全美，哈特福德“见死不救案”成了这个城市的耻辱。警察局长罗伯特公开发表讲话说：“人们怎么会这么没人性，这实在是不可思议。我们的心中好像不再有一个道德罗盘，什么都变了。”罗伯特的言论赢得了从市议员到普通百姓的认同，随即全市展开了一轮“寻找灵魂”的大讨论，市民大多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反省自己，检讨面对老翁被撞见死不救所带来的社会负面效应，使城市蒙羞！当地媒体一年之后重新访问了民众，想知道这件事情对他们的道德观有什么改变。一位女士说，自己在市中心看到有位老奶奶突然倒下，所有行人都停下脚步帮忙。她的朋友说：“如今绝大部分哈特福德市民都会互相帮助，因为大家都有了一种社会责任。”

　　——“大家都有了一种社会责任”，“道德罗盘”失而复得，民心大变，世风改观，整个社会见义勇为蔚然成风。这便是哈特福德市给我们的一个莫大的启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在物质条件大为改善的同时，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如权利意识的提高，然而，没有同步提升的是社会责任意识（它从根本上说，也是属于“义务”的范畴）。正如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所说：“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对社会负有责任，无论他们的职业是什么。”众所周知，法律责任是法律所赋予的，违背了就要受到法律的追究，其范围相当狭小，而社会责任的范围比较广泛，它是指在某个特定社会中，每个人在心理和感觉上对其他人应具有的伦理关怀和义务，是多种责任的集合体。社会责任与法律责任相比，前者无疑对人类文明进步影响更大，是一种超越后者以外的责任。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中都不应该忽视和小觑这个社会责任，尤其在讨论像小悦悦事件所折射的带有普遍性的“道德沉疴”时，更不能绕过社会责任这个“坎”。

　　那么，客观地检视一下国人的社会责任如何？恕我再“崇美”一次——

　　美国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不久前在一份全面分析当今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的报告中这样说道：“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的，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祉，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这话虽然说得是“猛”了点，但它对当今我国社会的道德生态、人性水准、文化心理还是切入腠理的。

　　必须指出，小悦悦事件并非偶然，也决非个别。频仍的“助人为祸”，不免激起“好人难做”的嗟叹。广为诟病的“冷漠流行症”，其根源在于价值观建设的疲软，道德观教育的缺失。长期以来，社会理想的宣传、重视明显甚于社会责任，致使道德纽带的力量很弱，而侵蚀道德的力量却无处不有，造成整个社会严重的精神和信任危机。面对如此严重的道德沦丧与人情冷漠，呼吁立法、推动制度变革当然十分重要，但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是道德觉醒，社会重建。也许基于这一点考虑，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在回应小悦悦事件时，明确提出：“作为公民个人，有见义勇为的义务和责任”。在我国现代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公民的社会责任是一个不得不思索的话题，且需力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