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我们可以通过大众传媒的方式，比如报纸、电视台，包括网络，来向全社会宣传传统商业理念、商业道德。很多事情不仅是企业家自身的问题，商人的道德并没有游离于社会道德之外，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我给企业家讲课过程中，也发现了可喜的一面。当全社会都痛感商业道德问题时，有一批企业家愿意走出来学习，他们在掌握了企业营销、企业管理这些基本技能以后，也会反思自己为什么赚钱？为谁赚钱？赚了钱要怎样？如何承担社会责任等一系列问题。我相信这些人是民族的精英，也是优秀的先行者。
商人地位“富而不贵”
新金融：中国历史上是“士、农、工、商”的社会次序。您怎样看这样的次序？
李晓：重农抑商是春秋前期管仲治理齐国时提出的。商鞅变法后，从秦国开始，为了支持军事战争而把重农抑商当成一种政策，随着秦朝统一，这项政策延续下来并扩散至全国。
重农抑商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中国古代终究是一个农业社会，当时没有创造物质财富价值的渠道，各个行业也存在收益差别。行业的差别引导着很多人离开农业从事工商业，农业就会受到影响，在这样一种生产力条件下，重农抑商政策就形成了。现在所说的“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和司马迁所说“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是大同小异的。
重农抑商的存在也有其不合理性。因为农工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关系。重农抑商政策把老百姓禁锢在土地上，妨碍了工商业的发展，使得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这种政策在现今来看消极影响非常严重。因为工业革命以后，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农业，以工业武装农民，以科学技术改造农民，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较少的劳动力就能解决全社会的吃饭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谈重农抑商就有点南辕北辙了。
新金融：改革开放以后，商人不仅复活了，而且队伍越来越庞大，社会地位越来越高。人们羡慕商人社会地位的同时更羡慕商人的钱袋子。您觉得商人地位过高会不会对社会价值风向有不好的影响？
李晓：我认为这个担忧不应该存在，如果真存在这样的现象反而是个可喜的进步。
古代的等级社会是不平等的，地位最高的是“士”，当官不仅能掌握政治资源，也能享有物质财富，得到社会的尊重。而很多商人是“富而不贵”，抑商政策导致商人地位低下，视商人为贱业，这种价值风向受制于古代人们的认知水平，我们不能站在21世纪的角度去苛求他们。
这是古代的低等社会结构。那我们来看看现今社会，大家称公务员考试为“国考”，如果认为这是社会的进步，那恰恰是最大的悲哀。真正先进的现代社会首先是人人平等的，职业没有等级贵贱之分，应该把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把真正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聪明才智的企业家视为社会的精英。使得更多优秀人才进入商界、企业界、实业界，国家的发展才可能真正有活力、有动力、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企业的光荣与梦想
新金融：不少民企的日子越来越难，尤其是制造业中的中小民营企业，面临着缺钱、缺电、缺人、缺出口的恶劣处境。为什么我们的民企这么不堪一击？
李晓：说到这个，我也感到非常忧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市场化改革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打开了空间，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会。民营企业为我们的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功臣”。我们希望这些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能够做大做强，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不仅在国内诞生一批明星企业，而且能够成为国际市场上真正有影响力的受人尊重的大企业。
民企为国家承担了很大的社会责任，现在反而变得不堪一击，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中小企业本身抗风险能力就弱。中小企业贷款难、融资难是个老问题，民间的融资一直没有在体制上给他们一个合法的成立民间银行的机会和制度空间。
此外，中小企业吸引人才难，税收负担沉重，人民币汇率升值，劳动力使用成本提高，物价提升，盈利空间越来越小，真是命悬一线。一旦实体经济没有生存的希望，就有可能把资本的要素转移成虚拟的东西，甚至流向国外。实体经济畸形发展，是关系到国家未来的一个大问题，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问题。政府应该在税收上给予减免，减轻其负担。在融资、上市问题上，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方法。
新金融：“企业文化”一词被越来越多提起，您认为企业文化的构成要素包括哪些？
李晓：最核心的是要明确企业为什么存在。为老板存在、为员工存在还是为社会责任存在。我认为企业文化应该有理想，将超越个体利益、自身利益之上的具有普世价值观的理想作为企业的奋斗目标。
新金融：有种说法，21世纪将是儒商时代，儒商将担负起历史赋予他们的推动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更加紧密结合、协调发展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对此，您怎么看？
李晓：我基本赞同。我认为21世纪的企业家要有知识、有道德，不仅要创造物质文明，也应该创造精神文明。任何企业都是由社会人所构成的一个社会组织，它区别于学校、机关、部队。它是以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使命的一个经济组织，同时也承担着组织内部社会人的精神文明问题。当全社会置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的时候，企业和企业家也应当承担起这种责任。
儒商，首先要具有开阔的胸襟，具有全球视野，具有与社会主流道德规范相一致的伦理道德、职业操守；其次，要善于学习，善于处理个人与他人、企业与社会的关系，能够把企业的成长发展和国家、民族、社会紧密结合起来。一个国家的实力永远需要一批优秀的企业家来支撑，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李晓：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分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以及多所知名大学的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