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企业在她走过的60年风雨历程中公布过11次纲要，而每一次纲要所面临的历史背景、历史环境、历史条件都不同，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历史责任、历史任务也就不同。

　　在唯物史观看来,政治经济学所研讨的对象具有历史规则性,不能将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关系永久化。新的时段必有新的经济关系、新的发展模式。

　　“十二五”规划是新中国60年后的一次再出发。进入下一个甲子，应该有一个新的发展思路。

　　“十二五”规划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实行的五年规划，金融危机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提出了一些新的命题。

　　“十二五”规划实施前，中国人均GDP达到3700美元，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发展思路肯定与过去不同。

　　这些，决定了“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十一个规划的差别，并将决定中国企业能否正确把握所处的历史方位，并自觉实现发展方式转换的问题。

　　毫无疑问，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工业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中国企业历史方位的转变与国家现代化历史方位的转变进程是同步的。对这一客观历史进程的认知，经历了由不成熟、不自觉到逐步成熟、逐渐自觉的过程。

    为什么对历史方位的判断如此重要？

　　马克思曾说，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所谓方位，不过是“历史环境”造就的历史机会；所谓挑战，也往往是“历史环境”催生的现实问题。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胡锦涛总书记认为，“这是一个涉及科学判断和正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认识问题，也是一个事关胜利实现我国改革发展目标的重大战略问题。这个战略判断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有充分客观依据和重大战略意义。”毫无疑问，这也是涉及中国企业改革发展目标的重大战略问题，将决定企业正确把握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清醒认识发展方式的问题。

　　对历史方位的判断，是对企业家的种种忧虑的回答。有人说，这是一个飞速发展、陵谷交替的时代；有人说，这是一个生的希望和死的恐惧共存的时代；也有人说，这是一个变革与重组交织、冰水与热火交融的时代。

　　有调查发现，接近九成的企业家认为自己“压力较大”，并且比重有所上升。医药、造纸、化纤、钢铁和汽车等行业以及重化工行业的企业家压力相对较大，中小型企业的企业家普遍“压力很大”。

　　历史方位是中国企业把握历史矛盾及其演化过程中的依据。历史方位是我们用来理解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精神和战略部署的中心线索或钥匙。

　　哲学家培根总结归纳为，“善于在做一件事的开端识别时机，这是一种极难得的智慧。”在“十二五”规划实施之初，中国企业家尤其需要睿智，需要思想。

　　今年两会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重要会议，两会所提出的部署都是历史任务的展开、说明和延伸。“十二五”的特殊历史方位，可以从时间、空间、实践、理论的四个坐标上予以辨认。

    时间坐标 大历史和历史的三个阶段

　　历史的进程是一套简单而又复杂的逻辑法则，“三”常作为一个独立定义出现。有“三”的出现，逻辑体系就有了活下去的生命力，所以老子说：“三生万物。”

　　我们且从远到近，叙说大历史到小历史的“三个阶段”。

　　先从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今天的中国，处于两个五年规划的交替点，正好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关节点相交叠：本世纪头20年的中国发展关键期，赛程正好过半。“三步走”战略前两步已经迈过，正向第三步目标阔步前进。距建党10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时间还剩下1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已经进入紧迫而关键的第三阶段。

　　从一个世纪历史的纵深视野审视，中国企业面临第三次历史方位的大转型。

　　第一次转变，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以1949年为标志，中国企业的历史方位出现了第一次变化。工人阶级从剥夺私有制的革命手腕转变为应用国有企业来推进社会主义国度工业化，国有企业经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制度基础而存在。

　　第二次转变，是从1978年12月开始，企业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隶属物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独立的资本经营者。转变从最初的承包和租赁运营,到放权让利,到两步利改税,再到树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公司制。第二次转变的结果是国有企业运作的目的越来越倾向于资本增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这个雏形已经形成，但是转型尚未完成。

　　第三次转变，是整体发展模式的转型。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企业已经完成了“量的积累阶段”，进入以企业全面转型和提升为核心任务的“质的提高阶段”。企业的发展模式必须摒弃资源消耗型、环境破坏型、追求速度型的粗放模式，迈进以创新为标志的可持续发展局面。

　　如果说第一次“政治制度”抉择，打下了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创建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地；第二次“经济体制”抉择，激活了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源泉，带来了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那么这次“发展方式”抉择，将确定中国现代化的正确路径，奠定未来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格局。

　　回顾中国企业经济改革 30年，中国的企业发展也呈现出三个阶段的脉络。

　　1978年至1992年，是商品主导经济活动时期，商业活动获利最大、最快，主要表现为地区间的商品流通与交换。

　　到了1993年宏观调控以后，企业发展进入产业资本主导经济时期。这一阶段商品活动的平均利润下降，产业企业获利能力大大增强，以产业为主导的广东、浙江、苏南等地区都获得长足发展，而以原料与市场为主的地区都渐渐落后，地区差距扩大。

　　到了2007年前后，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新变化，经济结构失调表现更为突出，市场供求关系出现了巨大的断裂。就在中国企业被产权改革、下岗、再就业、消除不良资产等一连串举措折腾得筋疲力尽的时候，“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提法应时而生。

　　回顾“十一五”这个时段，中国的企业发展也呈现三个阶段。

　　从2006开局之年“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的“三过”局面，7月强调遏制经济增长过热的宏观调控任务。在调控半程之后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国与世界的企业一起，在巨大的经济强震中求生自救。第三个阶段是以金融危机带来的倒逼机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找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从表到内，由远及近，兴衰更替的历史脚印是那样的清晰可辨。转变的时间几乎都集中在“十一五”到十二个五年这一时间段。

    空间坐标 企业现代化是衡量中国现代化的标准之一

　　世情、国情、社情和民情，是中国企业制定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的依据。

　　察世情。企业的历史命运其实只是人类现代化命运的缩影。从人类工业化的历史角度来看，按时序可以把世界400年工业化过程分为四代：以产业资本为轴心的英国工业化为第一代，依靠金融资本进行工业化的德国、美国为第二代，接着是政府主导工业化的日本和前苏联为第三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工业国家的工业化为第四代。第四代工业化的国家在以美国和日本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中，获得转移的机械设备、资金、技术和市场。正是利用了资本主义体制中的这种国际大循环，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创造了经济奇迹。

　　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过程相当漫长，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可以被视为早期工业化运动的曙光。自本世纪50年代开始的以重工业为主要内容的工业化可以被纳入前苏联式的第三代工业化模式。自80年代开始，中国又以迟到者的身份开始迈向第四代工业化。在四代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附上了其中三代的骥尾，但所建成的整个国民经济却还只是“包装在薄薄一层比较现代化的科学和工业‘外壳’之内，而构建在前工业化落后的巨大基础之上”。尤其严重的是，在上世纪初就已折磨着中国的几大问题，如人口问题、教育问题、农业边际效益递减问题、社会不公正、政府官员的腐败等，无一不以更复杂、更难解决的形式凸现在我们面前，更加深了中国企业现代化建设的难度。

　　当今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国际产业分工有条“U”型曲线，一端是高利润的研发、设计、标准制定等，另一端是高利润的品牌、销售和服务，中间是低利润的加工生产。中国的企业长期停留在国际产业链“U”型曲线的中间段。在发达国家中，知识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在不断上升：20世纪初为20%左右，70—80年代为60%—70%，90年代后则相对提高到90%。以此来衡量，我们虽然在工业化道路上狂奔疾走30多年，但仍然被压制在“U”型曲线的低凹部。

　　有人曾提出应沿袭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或后发达国家如韩国当初走过的成功之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缺乏世界经济历史发展常识的观点。历史发展到今天，西方企业牢固地控制技术尖端。照着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走下去是行不通的，中国企业必须另寻新路。

　　观国情。中国2006—2010年GDP增速分别达到11.6%，13%，9.6%，9.1%，10.1%的高增长，从而使得中国在短短几年内，相继超越了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有望保持强劲增长态势，发展空间依然巨大。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将激发巨大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为我国经济较快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在巨变面前必须看到，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未改变，我国人均GDP在世界上的排名还在100位以后，还有2300万绝对贫困人口。同时，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消费严重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发展方式的弊端更是暴露无遗，而发达国家意图在“后危机时代”抢占发展制高点的战略布局，向中国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就不能从大国变为强国，使得走完现代化的“后半程”异常艰难。

　　企业兴则国家兴，企业强则国家强，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的企业占国家税收的近90%。中国现代化在于企业现代化，企业现代化支撑着中国现代化的主体，而且是衡量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标准之一。

　　看社情。企业改革与发展从来不仅在企业本身，而是与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单纯的“经济改革”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断裂带，表现在金融经济与实物经济的巨大断裂，实物生产与消费的巨大断裂。

　　金融经济与实物经济的巨大断裂是由金融体系本身的巨大病灶所引起的。首先是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后是流动性太强，产能局部过剩。我国的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不平衡，从而导致严重的实体空心化；其次则是社会分配不公，广大中低收入者购买力不足，造成消费难以刺激。实物生产与消费之间也形成了一个大的断裂带。

　　在中国经济带着连续五年的加速增长进入“十二五”的同时，中国的发展也日益行进在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可承受边缘。以“十一五”的开局之时看，中国消耗了世界上 40%左右的煤炭、50%左右的水泥、60%左右的钢铁和70%左右的油气，却只创造了占世界5%左右的GDP，单位GDP能耗在世界平均水平的 5倍以上。

　　中国企业的重大成就是化掉了2.4亿农民工，农民纯收入53%是打工收入，然而农民工工资上涨，又成为中小企业成本攀升的重要因素。这正在构成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

　　知民情。当“以人为本”声浪在华夏大地上一遍遍涌起，才发现我们走的是一条人的福利难以增长的“物本之路”。

　　按照经济学的“激励相容”理论，最好的制度安排是使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正好与社会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转变以单纯物质增长为核心内容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让人民从发展中分享红利、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是继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当生存需求已经解决后，安全的需求、社交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就会不断增强。这就决定了今天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各方面必然会产生诸多新的期待，要求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发展成果。历史经验表明，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积极因素，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中国企业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推动事业发展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