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提出“以业控人”思路　城市发展悖论

来源：新浪财经　　　　　时间：2011/2/25 11:59:39　　　　　

据陆杰华介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市已经意识到人口问题，其时人才引进、军人转业复员、夫妻随迁等政策，都带来户籍人口的增长。“当时政府控制人口的决心并不坚决，也并没有削减进京指标，其政策效果可以忽略不计。”陆杰华说。　

从目前政策思路来看，即将开始的人口调控，最终的受影响人群仍是外来低端人口

　　据陆杰华介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市已经意识到人口问题，其时人才引进、军人转业复员、夫妻随迁等政策，都带来户籍人口的增长。“当时政府控制人口的决心并不坚决，也并没有削减进京指标，其政策效果可以忽略不计。”陆杰华说。

　　上世纪90年代末以后，北京人口问题的新形势是流动人口增长更加迅猛。陆杰华介绍，1997年北京市做了外来人口普查，全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已有200万，主要是建筑业和服务业工人。“但实际上，人口控制进入规划，也就是政府特别关注这个问题，还是从‘十一五’开始。”

　　北京市在“十一五”期间曾制定《北京市“十一五”时期人口全面发展规划》，其中已经提出一些调控人口的思路，比如理顺机制、体制，借鉴首都规划委员会的模式，建立首都人口发展委员会，协调地方和中央进人的机制，还提出要在社会经济、行政、法律方面来形成合理的人口政策。但据陆杰华说，“这几条都没有可操作性，一些措施根本没有实现。”

　　2005年，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提议“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摈弃低学历流动人口，舆论一片哗然，认为此办法是“对外地人的歧视”。用行政手段调控人口的思路此后基本无人敢再提及。

　　此次，北京市明确提出人口调控的目标和思路，并切实进入到了政策以及操作层面，因而引起公众关注。

　　从目前政策思路来看，即将开始的人口调控，不论是清理地下空间还是提升对小百货、小食杂店等业态的准入标准，其最终的受影响人群仍是外来低端人口。

　　在段成荣看来，这不但无法解决问题，而且方向错误。“住地下室的人大概占流动人口的十分之一，赶走这些人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说，“再则，清理地下室后，不排除会离开一部分人，但是另一部分人会去想别的办法留下来。”

　　首都经贸大学城市学院副院长刘欣葵亦指出，“越发达的生产型服务业越需要生活型服务业。而生活服务业从业者大部分是外地人。”北京的问题恰恰是忽视了这种生活服务业的建设。“应该让外来人口有成长的空间，比如办市民学校，进行垃圾分类，餐饮服务等各行业的培训，在此基础上设立准入资格。建立起一套体系，让他们慢慢地享受市民待遇。”

　　此外，学者们认为，北京人口问题的背后隐含城市发展悖论。“一方面想把任何机会都聚拢在北京，另一方面却把人口往外赶，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袁崇法说。

　　这涉及到北京市的城市功能定位问题，人口疏散的前提是产业和城市功能的疏解。梁昊光认为，北京不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而应该发展一些都市型工业——主要是服务于生活本身的产业，比如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工艺品等。需要疏解的还有科教文卫以及政府机构等功能。

　　“北京的好医院都在市中心，全国的病人都来这里，自然加剧了北京的压力。医院的研究中心可以在这里，但疗养院、病房应该到外边去，比如到顺义，可以修轻轨过去。科研机构和文化创意产业也可以放在郊区。”肖金成说，北京人口增加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改变不了就要顺应趋势，让人有地方去。

　　事实上，北京也曾试图通过卫星城疏解主城区人口，但现实情况是，北京周边各区在城市规划“摊大饼”的背景下都成为了“大饼”的一部分，“卫星城”都成了“卧城”，并没能起到疏散主城区人口的作用。

责任编辑：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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