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水电工程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往往自带规划设计人员和设备，招标成了走过场，民营企业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其中。曾朗/摄
1月15日下午，在中国进出口企业年会结束的时候，几家民营企业的负责人拥到一些律师和外资银行负责人的面前，攀谈着与海外投资有关的问题。 看到这番光景，站在本报记者旁边的刘经理摇了摇头说，今后再也不想碰海外投资这一“美丽的陷阱”了。 刘经理是山东一家民营企业的负责人。2008年，他看中非洲的一座铁矿，几经周折，最终拿到铁矿，现在却面临着开采出来的矿无法卖到国内市场的困境。在这次会议上，刘经理一直在寻找买主，想尽快把这个矿山售出。 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中国2010年前11个月非金融类累计对外投资已达475.6亿美元。从2002至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4.4%。参与海外投资的民营企业越来越多，国有企业数量占比则下降至12.4%。 刘经理说，民营企业去国外投资是大势所趋，但如果盲目出海，则无异于“自杀”。 找矿故事： 走出去了，很难回来 在2008年下半年，刘经理经朋友推荐，看上了西非的一座中小型铁矿。 该铁矿探明储量大约在1000万吨以上，预计未来每年可开采100万吨。矿石品质在50%至55%之间，比国内一般的矿石品质高不少。 这让刘经理动了心思：这样的矿石品质，只要价格比三大矿山低，将来卖到国内，肯定大受欢迎。 “真没想到，第一步就差点栽在审批上。”刘经理说。 目前，中国对民营企业到海外投资的审批环节虽然放松了不少，很多方面已经从核准制变成了备案制，但刘经理并没有感到“放松”。 刘经理说：“即使是备案，把有关手续办齐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对海外并购等事宜，时间紧迫，经常没有时间办理。” 对这样的一个好项目，地方政府却拖着不予办理，理由是相关手续不齐全，至于还差什么手续，刘经理一直一头雾水。 后经别人点拨，刘经理才知道要给有关部门“打点”才行。 “这人为地加长了申报周期，还得付出一大笔钱。机会不等人啊，一旦付款不及时，对方正好找这个借口跟你解约，以前的付款就等于给外方融资了。”刘经理表示。 刘经理没有去“打点”，时间过了1个月。在审批无果的情况下，刘经理以做贸易的名义把资金弄到西非，在当地设立一家离岸公司，以离岸公司的名义投资这座铁矿，花费近8亿美元，成了这座铁矿的小股东。 之后，刘经理回到中国，向中国政府报批收购那家离岸公司，“曲线”完成铁矿收购。 但是，更大的政策障碍还在后面。 对于进口铁矿石，中国实行的是进口代理人制度，没有进口资质的企业不能进口铁矿石。中国具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已从500多家压缩到100家左右，中钢协还计划压缩至20家左右。 “具有进口资质的企业数量越少，我就越难以把铁矿石卖到国内，这和当初的想法差距太大了。”刘经理说。 一位不愿具名的铁矿石分析师向本报记者透露，目前有进口资质的企业应对国外铁矿石三巨头没有任何办法，却是中国在海外找矿企业需要翻越的“一座大山”。如果不翻越“大山”，海外找来的铁矿就无法进入中国市场。这些有进口资质的企业经常对“出海”民企采取压款、压低铁矿石品位的方式，牟取暴利。 刘经理说：“我研究过文件，对中国人持股和控制的企业，商务部出台文件是视为内资管理的，民企在海外的矿山不应该受到资质的困扰，希望民营企业在海外的铁矿能够得到公平待遇。” 此外，中国钢铁行业在采购铁矿石方面，一直是现货矿和长协矿并存的模式。中国钢铁企业一直希望按照长协矿的价格购买铁矿石，但目前国外的铁矿石三巨头显然越来越想按照现货矿价格进行交易。 此前，曾有专家称最好取消现货矿交易。但刘经理说：“真要是出台这样的政策，对民营企业海外找矿就是致命的打击。” 据了解，长协矿的门槛最起码是一年产量为100万吨。对于民企而言，海外矿还达不到这个标准，如果取消现货交易就等于把他们全部挡在了国门之外。 海外项目竞争：国企挤压民企 “原来推介海外大型水电站项目，我还去听一听，参与一下投标。去过几次之后，再也不去了，这些大型项目都被中国国有企业垄断了。”上海一家水电设备公司的副总经理米宾向本报记者表示。 米宾的公司主要从事大型机械设备出口，以前做过很多大型工程成套设备在华采购项目。随着中国一些大型国有水电公司纷纷“出海”，米宾的公司再也无法参与海外大型水电站项目了。“现在只能去做中小型水电站配套项目。”米宾说。 从去年开始，米宾的公司把重点转向东南亚和非洲，那里是中小水电站开发比较集中的区域。 国外的大型水电站项目一般由咨询公司作项目规划，在设备采购上比较公开，而中国的水电技术和设备在国际上能得到认可，又有价格优势，因此比较容易中标。 米宾告诉记者，中国的国有水电企业到国外后，项目规划都由自带的规划设计院来做，采购设备变成了内部行为，招标也成了走过场，中国民营企业根本无法参与其中。在一场海外招标会上，米宾的企业提供的设备比在场所有企业的设备便宜至少50万美元，但最终中标的是一家中国国企。 自此之后，类似的招标会，只要有国企参与，米宾的公司一律不参加。 刘经理说，自己也遇到过国企企图“分食”自己那个铁矿石项目的事情。 到有关部门报审批之后，刘经理想开发非洲铁矿的消息不胫而走。“根本没有保密性可言，只要一上报，同行全都会知道。”刘经理说。 之后，一家国有企业私下与那座铁矿的矿主联系，想要投资矿山，出价比刘经理高10%。因为刘经理当初与矿主签订了排他性协议，那家国有企业最终没有得逞。 刘经理说：“这件事情让我惊出了一身冷汗，要是竞争起来，我没有任何优势，只能出局，差点就充当了替国企找矿的角色。” 农业投资的困惑 一些试水海外种地的民企，已经尝到了市场风险的苦果。 近年来，由于农产品价格普涨和原材料稀缺，投资海外农业的呼声再起，民营企业频频到海外种地、买森林。有统计显示，目前浙江等地民间资本开发农业的足迹，已遍布乌拉圭、俄罗斯、巴西、美国、日本、韩国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贸促会发布的《2010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显示，农业及食品加工业对外投资的企业占行业企业总数的比例均超过30%。而在中国贸促会2009年的调查报告中，对外投资于农业和农产品企业的比例仅为6%。 早在10年前，温州虹丰粮油集团因为在当地不能建大规模生产基地，就把目光投到俄罗斯广袤的土地资源上。当年，虹丰粮油集团获得俄罗斯比罗比詹犹太自治州7500亩土地为期10年的经营开发权，但10年期限未满，虹丰粮油集团就选择了放弃。 “这片土地经营了三四年，种植过玉米、大豆等作物，但销路是一个难题，在当地‘消化’收益有限，运回国内销售成本又很高。”虹丰粮油集团董事长朱文奇表示，”更令人头痛的是，当时国内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入境俄罗斯非常麻烦，额外成本很高。” 除了市场方面的诸多风险之外，中国企业投资农业还要承受资金、人力、技术等各方面的风险。 山之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包金亮从2003年开始在韩国生产蘑菇，根据当时的生产能力，包金亮计划占领韩国鲜菇市场一半以上的份额。 “到海外种香菇，将技术人才输送到国外是重要的环节，但目前到海外务工的签证很难签发成功。10个技术员工去签证，运气好的时候能签下来一两个人，通常情况是一个都签不下来。”包金亮告诉本报记者。 近两年，包金亮陆续开发了新加坡、新西兰、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国家的鲜菇市场，与以往在韩国种香菇不同的是，他把菌棒卖给了当地的销售商。 “虽然国外市场很大，但在海外种菇并不容易。”包金亮告诉本报记者。 中国农业大学世贸农业专家田维明表示，投资海外农业有政治、政策、价格、汇率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与政治风险关联的是政策风险，土地转让、承包、农场经营等条件、税费的改变，都可能给前往投资农业的人带来影响。 田维明认为，与政府的鼓励政策相比，企业做好自身的功课更为实际，发展海外农业不能凭着一时冲动，应做好前期市场考察和调研，处理好经济利益、当地社会关系和国际关系。而具体到农业方面的投资，一定要充分了解当地的土壤、雨水、光照等自然环境与当地市场，与当地政府与人民利益达成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