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国资委的新使命：为世界贡献新的战略产业

来源：金融界－《国企》　　　　　时间：2008/7/15 10:36:52　　　　　

    2008年5月18日－20日，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广州市国资委和广东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举办的“2008中国城市国资论坛”在广州举行。论坛的主题是：通过对国资监管和国企改革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务实性交流和探讨，总结和推广城市国资监管、国企改革的先进经验，促进城市国资监管工作规范化，进一步提高国资监管水平，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发展，以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的大改革、大发展，实现城市国有经济科学发展。

    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近300人就国资改革与发展中的有关前沿问题进行了座谈，提出了一些前瞻性、务实性的对策和建议。

    本刊将节选其中部分精彩发言并陆续刊登，本期刊发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的发言。

    在上一届南京国资论坛上，我发表的主要意见是：地方国资委、中心城市国资委的工作是不能克隆国务院国资委的。今天，我依然要强调这一点，因为，从我们的调研以及相关的观察来看，地方国资委的工作，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有相当程度的工作进取，一定程度的模糊，不同程度的困惑。”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中国，在发展中的大国，原来的国有资产，国有企业都有相当大的规模，在如此的转型期中成立特设机构，工作具有很强的开拓性。从这几年实际的表现看，地方国资委的业绩是公认的，但同时也有一定程度的模糊。

    不妨以探索者自居

    国资委定位当老板，而不当婆婆，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但是，地方国资委应注意，这样的定位可能太刚性。硬要做老板，事实上现在缺少历史环境条件，包括国资委本身也不一定具备这样的人力资源。在这样的转型期，作为特设机构的国资委，不妨以探索者作为定位，更加进退自如，也就是担当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资监管体系的探索者。这样就会更加有弹性，反而好做工作，可以回避很多的矛盾，避开一些争论的锋芒。

    有一种误区，认为当出资者和当老板有多风光，可拥有收益分配的权利。事实上，获得收益分配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

    从理论上讲，出资者应当是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是承担风险的主体或者是主体之一。而在我看来，不少地方国资委并没有准备好让多少人犯错误。如果真的是老板，真的是出资者，那么哪一个企业出现问题，首先就要追究出资者的责任，这实际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约束。如果我们更多的是探索者，在今天这样的转型期，就不至于四面受敌。

    全球化还是本土化？

    党的十七大之后和政府换届之后，地方国资委的工作如何开展？随着国有企业在数量、规模上实现大面积的战略退出，地方国资委应着力考虑国有资产要实施战略集中，即集中到不遗余力地培育大企业。

    培育大企业，要真正的解放思想。前一段时间，广东省委率先提出，推动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我非常关注这方面的信息，但看了半天，依然看不明白“思想大解放”解放的是什么。看来对思想大解放，还要进行思想解放。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思想大解放可以描述为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是继续搞政治斗争还是搞经济建设，那一轮的思想解放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对于姓资姓社的问题，实际上是聚焦在我们是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而对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到底应该聚焦在什么地方，我认为还没有深入研究到位。

    中国特色如何做？是不是应该防止以中国特色为名，保护既得利益，并排斥人类文明。如果按照国际准则和世界标准、世界水准考量，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国资改革就要换思路。

    无数国家的实践证明，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唯有改革才有出路。而现在有些地方的做法都让人感觉到似乎国有企业掌控得越多越好，将国有企业简单地看作是执政基础，过于神圣化、凝固化，我认为着是对世界文明的排斥。

    发达国家走出的道路，是付出巨大的成本才给整个人类文明醒悟的。难道可以简单地说要有中国特色，就可对此不予理睬和接受了吗？太盲目自大了吧！我们应该谦虚地在世界文明前低下头来，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赶超世界文明，成为世界先进的生产力，这跟所谓的中国特色不矛盾。为什么联想可以有两个总部？为什么联想的决策团队不再是清一色的黄种人？我们的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是否可以做到这一点？连日本非常注重民族纯色的国家，现在的索尼已经不再是完全由日本人担任董事会成员，而都吸纳了欧美的高管人员，这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全球化的尺度。按照这样的尺度来讲，我们今天搞的很多事情看起来热热闹闹，其实不过是在浪费时间。

    只有真正的思想解放，才有助于国资委系统加快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

    创新！创新！为世界贡献新的战略产业

    要着力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就要大力推进产权制度创新。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十七大没有新的表述，但并不表明不重视，恰恰相反，而是肯定了已往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路线、措施都已经非常成熟了。

    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区别于以往国有企业改革最重要的特点和聚焦点的，就是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这在十六大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再明确不过地提出来了，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最后的一个阶段，也是面临的最后一次机会。在以往的国有企业改革中都试图绕开产权，实际上是走不通的。为什么？这是国际规则和经济学原理决定的，无法违背。

    着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大集团，对于国资监管部门来讲，还要注意发现新的战略产业，说到底它需要微观载体，这就是大企业。中国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培育具有市场经济独立品格的大公、大企业集团。我们应该深思的是在世界500强中已经有十几家、二十几家中国的企业，但从结构来分析基本上是中央企业，基本的特征是国家资本巨额投放。为什么没有在全民社会中焕发出应有的振奋效应和轰动效应，原因就在这里，很难判断业绩边界，哪些是靠经营管理者、企业自身的努力带来的。

    今天事实上有了很好的基础，真正的培育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和大集团，如果让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需要几十年的培育，需要假以时日，对于民族产业获得更多世界市场的利益是有影响的。

    今天已经有巨大的国家资本投放的国有企业通过产权制度的创新，就可以继续保留规模优势，并且扩大规模优势，从而演变为真正具有现代产权制度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这件事情需要国资委系统大做特做。

    同样需要梳理的一个问题是，中华民族是伟大的具有历史传统的民族。中国这样的大国，是否有可能为人类社会贡献新的战略产业？现在不是叫世界工厂吗，在世界经济史上，出现的世界工厂，都向人类社会奉献了战略产业。

    例如在德国、英国、美国、日本，大型机械，精益化工，汽车制造，家电制造、IT等等，都是世界工厂的表现。他们在荣耀的同时，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甚至是思维方式。中华民族今天所承担的世界工厂，是不是只能跟在别人后面炼钢炼铁，做家用电器、鞋子和袜子？这是有价值但不是大出息的。这就需要我们有战略思维，仅仅靠埋头苦干是永远成不了第一的，必须寻找到真正的战略产业。

    在一个阶段，我们肯定要贴牌、模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价值取向在哪里，关键还是要寻找战略产业。

    寻找作为新的战略产业载体的中国元素

    战略产业的重任，要寻找到能够作为新的战略产业载体的中国元素，到哪里寻找，无非是三条：

    一是市场规模。中国自有的市场规模是一般国家难以企及的，我们的钮扣、针头、纽带都可以造就几个大公司和大集团，在一般的国家是无法想象的，例如新加坡、新西兰、奥尔兰都是几百万的人口，不可能非常具有产业体系。

    我们应该用好这样的市场规模，潜在的市场需求都是我们催生、发现战略产业很重要的出发点。

    二是自然禀赋。这么大的国土，大好河山，不出现几个甚至几十个国际规模的大旅游集团才怪呢。现代农业，例如海南省，现代果木蔬菜、花木都可以造就出现代农业产业集团，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些都是自然禀赋。

    三是不要低估和偏废源远流长的五千年乃至七千年中华历史文化资源。

    我们记得前几年播放的动画片《花木兰》是我们的资源，别人拍完了以后，赚了十多亿美元。现在更搞笑，又在筹划白雪公主和七个少林和尚，这种思维和对战略产业的琢磨是需要我们思考的。我们的中医中药，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名胜古迹，绝对是能够创造新的战略产业，让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集团承载的。

    我觉得地方国资委的工作应该有新的考虑，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我特别想提出这样的建议。现在深圳出了一个新的产品，叫做烹饪机器人。机器人行业中国不是领先的，但是为什么烹饪机器人落户在深圳，因为中国有食文化，千家万户、几亿之众，都是软件内容提供商。

    这一套让美国人知道，也干不大的。但是他们很敏感，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伸出橄榄枝要求购买知识专利。我问过老板和发明人，如果知识产权保护得当，基本上可以达到年产一万亿。如此大规模产值的企业，难道还不是战略产业吗？别人想竞争都无法跟你竞争。我们因为历史文化资源太丰富了，或许就不重视了。

    韩国汉方药都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我们在这些方面是无所谓的。这些领域如果可以发现战略元素，培育战略产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和大企业集团，绝对需要国资监管系统高度重视和着力培育。

    我想我们一定能够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强大的乃至伟大的世界级企业。现在地方国资委当中，都有几十亿层级、几百亿层级的国有企业，如果进行很好的改造，进行产权结构调整，有很好的战略产业定位，绝对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责任编辑：陈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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